服饰图案源于生活，服饰图案形成于人们的观念，因而，作为源于生活和形成于观念的服饰图案，自然也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的观念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商代服饰图案
我国的服饰图案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历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服饰图案据最初考察表明，有文字记载是商代。那时，奴隶主身着的是带有雷龟纹的服装。图案的装饰主要表现在服装的领口、袖口、前襟、下摆、裤角等边缘处及腰带上；表现形式主要是规则的回龟纹、菱形纹、云雷纹，而且是以二方连续构图形式来表现的。这表明，那时我国的原始先民不但设计制作了带有图案的较合体的服装，而且也能够运用设计技巧在服饰上进行装饰表现。至今，这种二方连续构图形式仍普遍地运用于服饰图案设计中，同时，在其他造型设计中也不为罕见。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服饰品的装饰图案来看，主要是从对于动物形状的愉悦感中得到启发的，但主观色彩并不浓，是一种自然物象的再现。图案在服饰的表现上，主要以云雷纹、回龟纹、几何纹为主。纹样的运用比在青铜器上的运用要巧得多。奴隶社会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是作为底纹出现的，主纹是以兽面纹为主的，而在服装上的云雷纹则是以主纹出现的。
这种云雷纹装饰主题出现在服装上，是采用了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而且注重图案的工艺体，并强调了造型的规律美。由于云雷纹装饰是为主题需要服务的，所以其逐渐由单个母体（s）发展成为一个单位纹样与另一个单位纹样的连续组合，即多个子体，同时又加进了主观意识进行夸张。这种类似放倒的"s"形，也是s形的转折，它对以后图案组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直接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纹样的追求表现出了主观意识，这种意识也就是图腾的萌芽意识。 当时，人们把一些动物作为图腾崇拜物（如鸟、鱼、虎等），其纹样首先在人们所用的器物（酒具、餐具、生活用品）上表现出来，但很快就反映在服饰上。
在商代、男女所用的各种玉饰、帽饰、牙笄等也有这种印迹。
周代服饰图案
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纺织业也应运而生，于是出现了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品。人们用它制作服装，于是出现了冕服。《虞书·益稷》篇中记有："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里所说的用五彩色施于衣裳上，即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很有特点了。据《虞书·益稷》中记载所说的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 十二章的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含义和象征意义。 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 龙：能变化，取其神之意，象征人君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 山：取其能云雨或说取其镇重的性格，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 华虫：雉属，取其有文章（文采），也有说雉性有耿介的本质，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 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 火：取其明，火炎向上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意； 粉米：取其洁白且能养人之意，若聚米形象征有济养之德； 黼：即画金斧形，白刃而銎黑，取其能断割之意。 黻：作画两已相背形，画?quot;□"形弗字，其意谓君臣可相齐，见恶改善，同时有取臣民背恶向善的含意； 十二章花纹是寓意纹，是仰视俯察天地间万物之象择而用之于服饰上的图案的源泉。
十二章纹样。 从十二章花纹表现形式和象征意义来看，这些纹样并没有排出当时人们图腾崇拜的心理，同时，也表明人们已不是仅仅把图腾崇拜作为唯一的服饰图案装饰了，而且已能够运用各种自然界的物象纹样来装饰自己，表现出了奴隶社会人们的审美意识。但是，这种审美意识有着社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等级差别上。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将这些图案视为阶级的划分，使本来是自然的美好的物象蒙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例如，天子服饰可尽享十二章花纹；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就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服饰纹样在设计上注意了艺术的表现，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来看，表明人们的审美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战国时期服饰图案
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百家蜂起，诸子争鸣，社会思潮和观念空前活跃。这时器物的装饰纹样有了较大的变化：森严拘谨的饕餮纹、蟠螭纹让位于奔放活泼、富有生气的人间题材，表现在服饰上的严谨的设计变得舒展了。
从战国的服饰图案来看，很多图形已不是自然物象的直接描绘了，而是采用自然物象的变化纹样。这说明人们在图案的设计上加入了自己的主观审美意识，理想化的东西多了起来。这不仅表现出人们的审美情趣的提高，而且也使服饰纹样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战国时代的服饰图案经历了从殷商到周的发展过程，使服饰图案在设计形式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们又开始一改严谨细腻的设计风格，来追求一种活泼大方的艺术表现形式。服饰图案受秦瓦当艺术的影响，开始注重艺术形象的整体性，而不是拘泥于细部和局部的刻画。在艺术处理上，多用以少胜多、以虚带实、造型概括逼真的对比手法来表现那种简洁淳厚的美。 这种风格上的大起大落与当时人们的思想活跃是分不开的，这说明，文化上的进步必然在物质上得以表现。如果说战国以前服饰图案以严谨规划为特点的话，那么秦统一后，服饰图案则以明朗、大方、活泼、奔放来表现生活。
"飞鸿延年"图是图文并茂的典型的吉祥语瓦当。画面用一个飞着的鸿雁颈将"延年"二字隔于两侧，很自然地分割成两半，这与我国中轴线式的对称美相吻合。鸿雁呈十字形翱翔姿态，大方、洒脱、奔放。雁的颈夸张得很长，头部一直伸向瓦的上方，呈鸣叫状，似乎让人听到雁鸣的声音，这种声形结合的画面足见构思巧妙。"延年"二字呈方形，平正、稳定，整个图案圆中见方，曲线、直线、弧线经营巧妙，动静结合得体，对称中有变化，显得均衡、富丽、神奇，给人以视觉和心理上的美感享受，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经过长期战乱后要求"康宁"的心理。秦的云纹瓦当风格给人以大气、广博的感觉，充分发挥了线的艺术特点，厚重深沉中求轻盈，在力度刚劲中求活泼。这些云纹图案依据"云"的自然变化规律强调了一个"变"字，猛一看好像相同，但仔细品味则各有独特风格。 这种瓦当图案，在清代的服装上得到了运用。
汉代服饰图案
汉代延续战国时期的服饰风格，在图案的追求上更加趋于大气、明快、简练、多变。
从鞋的变化上看，已接近我们现代鞋和靴的样式，说明那时的服饰是较发达的。 此时，在服饰面料图案的装饰上，一改商、周代中心对称、反复连续图案的组织形式，而是以重叠缠绕、上下穿插、四面延展的构图出现了，并以幻想和浪漫主义手法，不拘一格地进行变形，形成了活泼的云纹、鸟纹和龙纹图案。其特色是用流动的弧线上下左右任意延伸，转折处线条加粗或加小块面，强调了动态线，丰富了形象。
这类自由式的云纹图案所表现的独特之处就是和动物巧妙地结合。在弧形的云纹头部加上一个鸟头，末端画条曲线，就成为一只昂首的飞鸟形象了，但它又隐含云纹图案的印迹。这别出心裁的构思和表现手法，属于大胆的艺术夸张，饶有风趣，特别?quot;ｓ"形。这种云纹图案在服饰运用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形象，身着的衣服图案是"ｓ"形云纹。这种"ｓ"形图案具有左右上下互相呼应、回旋的生动的特点。其线条粗细搭配、大小穿插，在对比统一的图案形式美的法则中，有了新的创造。汉代的织绣工艺表明，这一时期是我国染织史上第一个兴盛期，织物品种与纹样布局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云纹图案来看，其线条舒展流畅，动感强，用的都是"ｓ"形。由此可见，汉代云纹图案在此时有了新发展，即在上下左右任意延伸的线条中产生了虚实相间的节奏，又以自由延伸的"ｓ"形骨架表现一种大气、协调的美感，为后期的艺术造型设计奠定了基础。 以轻盈、精巧、别致而著称的漆器工艺在汉代也达到了顶峰。其工艺制作精密，装饰纹样主要也是舒展、流动的变形云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但漆器工艺品上较多的是云纹。
汉代在服饰图案的色彩运用上，主要以对比为主，强调明快、醒目、艳丽，表现了素中见华美的特点。这种特点在现代服饰设计中也为人们所运用。 汉代，服饰图案除了十二章纹样的继续延用外，服饰作为统治阶级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意义更加浓厚了。为此，各种手工业者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服饰图案的设计上更加追求艺术的审美价值了，所反映的图案已不仅仅是满足于各种自然物象的变形，而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图案造型的选择上，突出了龙、凤的寓意。
从图案的造型也可看出，当时的龙、凤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了。在服饰图案的表现上，龙、凤纹样不仅具有了很强的工艺化、装饰化特点，更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设计上也更加追求艺术造型的完美性了。 综上所述表明，服饰图案的运用经历了最原始的一种蒙昧美的追求，图腾的崇拜，权力、地位的象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已经达到了人的主观上的艺术加工、创造的境地。也就是说，图案作为服饰装饰不单单是美的象征，而是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它的艺术欣赏价值，尽管它蒙上了一层权力等级的色彩（即阶级的色彩）。为此我们说，服饰图案的运用到了汉代时，已经有了较高的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