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理想范围内，凡革命无不自身边事物始，凡衣服穿到舒服为止，他决意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服装革命。
《一》
赵雍记得父亲赵肃侯在位24年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是其死后的风光，秦楚燕齐魏5个诸侯国均各出锐师万人来会葬，史无前例。
然而也正是从这件事情上，赵雍嗅到了来自四周的虎狼之气与对手的强大。他从父亲手上接过赵国，也意味着接过满把的压力和重力。
可这又算得了什么？从赵衰、赵盾、赵朔，到赵氏孤儿赵武，赵家几近灭门，所历险滩恶浪不可谓不大，不也都闯过来了吗？到赵简子、赵襄子时代，“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已成豪门，虽未称国，却能抵国。
赵国的开国君主是烈侯赵籍，随后到敬侯赵章当政，才迁都邯郸。再下来当政者就是赵雍的祖父成侯赵种了。此时的赵国虽然站住了脚跟，却并不能放心放胆彻底享受太平，被颠覆的威胁无处不在。
祖父和父亲风风雨雨陪伴赵国总共走过了49年，公元前325年，接下这副担子的一个叫赵雍的少年不能不瞻前顾后。这个少年年龄有多大呢？想必不大吧，文献上只说他“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可见刚刚继位之时，朝中事务他尚不能自决。
但很快，通过勤学赵雍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且表现出非凡的适应力，“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赵雍的与众不同之处及雄才大略也自此时开始有条不紊逐一展现。一国之主做到第五个年头，他娶了女人；做到第八个年头，五国都相继称王，他偏独自投了否决票，他的理由是“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称呼自己“君”。他清楚面对的是一个纷争不断的战国时代，战争不断，欲得一番作为，必得隐忍待发，否则无以立身立国。
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成了他事业的铺垫。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工作基础之上，赵雍逐渐站稳了脚跟，赵国也逐渐站稳了脚跟。但并不十分强大的赵国谋求的不应该仅仅是站稳脚跟，如何保全，仍然受制于人的赵国必得有切实可行的强国政策出台。到了当政的第19个年头，已完全可以独立把握自己把握赵国的赵雍有了更深远的考虑，并打算把这考虑付诸行动。这年正月，与最信任倚重的大臣肥义讨论了5天后，他认定“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下定决心“吾欲胡服”。
《二》
事有所为有所不为，赵雍将有所为的突破口选择在所穿的衣服；在其理想范围内，凡破旧布新无不自身边事物始，凡衣服穿到舒服为止，他决意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服装革命。
一国之盛决于军事，军事之盛决于胡服骑射。
历史行进到赵雍所处的时代，经过孔子等人的鼓吹宣传，大礼制抬头，宽衣博带已成为统治阶层可不劳而获得到寄食生活的尊贵象征，小袖短衣短靴带钩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事实上所谓胡服，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士一般衣着。”1949年之后由小说转向服饰专门研究的沈从文认为，“由于出土材料日益增多，胡服骑射一语，或许重点应在比较大规模的骑兵应用，影响大而具体”。
这样的推断很有道理，因为不难想见，两千多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先人，他们的生产条件相对而言要更加恶劣，我无论如何不能将那时土地上的劳作与宽博服装联系到一起。即便在我的记忆当中，土地上的劳作也是与小衣衫短打扮相互成就的，这也是我在农村劳动时收获的经验。
问题在于，对赵雍和他领导的赵国而言，此前已有成套礼仪制度形成，比如著名的周礼，而服装毫无例外地成为表现这套礼仪制度的重要形式，包括士兵、官员、百姓等等各个阶层，服装虽有差异，大体却不偏离同一个方向，其主要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宽博”。
宽博的衣服穿起来，闲适无比，却限制了骑马射箭的兵将，发现此点之同时，赵雍也发现胡人服装的便捷可取之处；胡是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也称匈奴为胡，其东之乌桓、鲜卑先世为东胡，西域各族为西胡。
关于胡人的穿戴服装，我没有找到单独的证明，却可以从侧面得到了解，“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此即文献记述的胡人生活，“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胡人所穿衣服，即我们所谓的胡服，其特征后人总结为“窄袖，长靿靴，衣束腰带”，多为苎麻或皮革制作。很大程度上，胡人上马射箭灵活自如的日常作风受益于其服装。
但赵雍把胡服骑射的想法和王公大臣们一说，却只有楼缓一人认为可为，一种巨大的一时难为俗众理解的孤独感袭击了他。于是他又把肥义叫到跟前问策，“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肥义言简意赅，却直取要害，他说，“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
《三》
赵雍历史上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即赵武灵王。每到邯郸，有机会我总要流连于与赵武灵王相关之地。邯郸市中心的武灵丛台最著名，据说由赵武灵王始建，最初的功能是供其操练兵马和休息娱乐。此地最初是否叫这个名字已无法考证，我只知丛台的名字始见于汉书，颜师古注释说“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由此不难推断其当初的气象，绝非单体建筑所喻。
现在的丛台为清同治年间重建，高26米，中间夯筑，外砌青砖。这形制绝非初建时的模样，已经后来者点睛变化；即便如此，我仍愿于其上放纵怀古之幽情。
除丛台外，邯郸城中与赵武灵王相关之所尚有插箭岭和附近的铸箭炉。我知道其中有多少物是人非，有多少星移斗转后的强说成分，可又有什么关系？我已把赵武灵王认作一个时代的改革者，一个以服装设计标新创造成就事业的改革者。这样的成就在后来的岁月中，惟有设计出中山装的孙中山可相媲美。
“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但开始除旧立新的赵武灵王还不免担心，他领导的这场服装革命才刚刚拉开序幕；改革必须打破常规，尤其是要对已形成的风俗习惯进行重塑重造，不会一帆风顺。
吹向改革事业的最顽固的反对声音来自王室成员，赵武灵王面对的保守派代表是他叫叔父的公子成，“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成言之凿凿，“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失眠症患者赵成这番理论绝非他一人所想，实际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守旧势力。赵武灵王决心亲自到他处做说服工作，详细阐述这场服装革命的重要性，“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他开门见山，切中命门，既定的改革之路必须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他说，“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变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公子成终于认识到“愚不达于王之义”的错误。赵雍赐给他胡服，第二天他就穿上朝了。胡服令颁布了，尽管仍有反对者，像有血缘关系的赵文、赵造等人也跳了出来，但他们已都不能翻起大波浪，“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
此时赵武灵王的服装革命胜利在望，推行胡服新政，已势如破竹，无可阻挡；此后5年，命将军、大夫、嫡子均胡服，赵终成战国七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