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温州只有高档男装一枝独秀，女装、休闲装仍在低档次徘徊的现状，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实际上，这一点正反映出温州人的精明，而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时装行业的某种无奈。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说：“温州把男装做好已经很好了，要发展女装，条件不够，最大的问题是设计人才短缺。要看到每一个顶级时装品牌背后都要有一个顶级设计师。第二是时尚面料的渠道缺乏，与西服相比，女装对面料的要求更高。”
在报喜鸟、庄吉、法派等男装公司，可以看到他们的设计人员大都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而据业内人士介绍，温州西服企业的研发投入普遍要少于广告投入。吴志泽表示，报喜鸟每年的设计费用只相当于广告投入的60％。
“目前中国男装品牌还谈不上自己设计，只能跟踪把握国际潮流。” 庄吉老总陈敏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人家是男装时尚的源头，我们自己设计的再好，国内消费者还是更认可欧陆款式。”温州西服品牌跟踪国际潮流的法宝便是充分利用温州人与意大利的联系，在意大利开设计室，聘请意大利设计人员。2000年，庄吉聘请国际设计大师、意大利纺织服装工业委员会委员毛里齐奥·巴达萨利担任首席设计师，并在米兰设立“庄吉服装设计工作室”。据陈敏介绍，这种温州-意大利的互动模式是：中方将产品定位、消费者预期告知意方，而巴达萨利每年也会来华两次考察市场情况。据合约，巴达萨利的设计公司每年会为庄吉提供500款男装设计。不过2003年庄吉并未与巴达萨利续约，“主要是一年500款我们用不了，而且成本也太高，现在采用的方式是不定期合作”。
温州男装最近几年之所以声名鹊起，主要应归功于出色的广告运作，在中国恐怕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地方产业，能够聚集如此众多的“形象代言人”。报喜鸟是最先聘请形象代言人的男装品牌，他们4年前为任达华抛出的100万元，用今天的眼光看绝对是桩合算的买卖。若论不惜血本，谁也比不上法派，该公司一口气请来梁家辉、张柏芝两位当红港星，搭建“法派情人”的形象派对，据估算一年开支高达1000万人民币。而在梁、张之前，法派瞄准的目标竟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他们还正式向克林顿发去一份总价200万美元的协议草案。此事自然不乏炒作之嫌，法派也从未接到过克林顿的任何回复，不过它引发的媒体聚焦效应却为法派做了一次不花钱的广告。法派公司总裁助理汪洋涌告诉记者， 与梁家辉、张柏芝两人的合约至少会延续到2004年，仅这项开支就占法派年均广告投入的三分之一。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教授认为，尽管很多人对温州男装大肆聘请形象代表不以为然，但几家领头品牌如报喜鸟、庄吉等还是从中获益菲浅。马津龙说：“温州男装业起步比较晚，必须迅速抢得一块地盘，请形象代表、利用明星人气烘托知名度是惟一的捷径。”马津龙还将上海、宁波等地男装品牌近几年的“落伍”现象归咎于广告投入不足，“ 这一点温州占了体制的优势，与上海、宁波的企业不同，温州企业全是民营，温州老板又敢于冒险，舍得在品牌经营上投入巨资，而其他地方的一些老牌子现在基本上是被浪费掉了。”
陈敏称国内男装品牌目前刚刚走完“第一阶段”，即品牌知名度的扩张，真正的品牌竞争还没有到来，“创出一个品牌需要几代人努力，现在只是站稳地盘，接下来才是定位竞争、文化竞争。品牌经营比生产经营投资要大、周期要长、风险要高，现在知名的品牌不一定能活到最后。”
陈敏曾提出四个品牌经营的“标准”：经济实力(年度广告投入不低于5000万元)、市场份额(不低于2 ％)、创新能力、营销能力。按照这一标准，温州有资格经营品牌的企业不超过3家。目前温州男装最大的优势之一是生产全部由自己掌控，因此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质量。但陈敏认为，像美特斯·邦威那样的虚拟经营今后也应成为西服品牌的发展模式。
马津龙认为，现在的20多个温州名牌十年后生存下来的也许只有两三家，他还提出一个更大胆的预测，那就是“一家都没有”，“这并不是说品牌消亡，而是它们全部移向了上海。”江浙两地服装品牌向上海转移的趋势已经初露萌芽，宁波杉杉已经全部迁往上海，在温州本地，报喜鸟集团将研发和销售部门移往上海，温州第一女装品牌“骊谷”和国内最大的休闲品牌美特斯·邦威也都将总部迁到了上海。“温州的区位劣势使它很难成为时装中心。”马津龙说，“而在这一点上上海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努力，欧美国家的时装中心一定是在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城市，在那里企业可以找到最优秀的设计人才，捕捉到最及时的时尚信息。”